快讯：次新股持续发酵

因此，在德国，出现了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区分，[7]一种在比较行政处罚和刑罚基础上所得出的质的区别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

如果不奠定人类的目的是捍卫生命这一原则的基础，人权就只能是一个无法追责的空洞问题，因为实现真正人权的首要条件是维持人的生命本身。这不正是剥夺他人生命权这种最本质的侵犯人权行为吗？美军入侵中东造成的苦难和死亡，是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的具体例证。

事实上，在实践中，西方人权观常被西方国家用作发动军事战争、实施军事制裁和经济封锁的理由。所谓的西方人权理论，只是人权观念在一定时空情境下的特定产物，并不能代表全人类对人权问题的普遍认识。孟子的思想或许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代中国，仁政的内涵得到了全面升华。实现包括经济权利在内的全面人权应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此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依赖西方经济，贫困成为它们的结构性问题。

帮助人民摆脱贫困落后是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实现人权的具体体现。人类不可能独自生活在地球上。举证责任的基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

《行政协议若干规定》的起草者认为，此条的学理基础是行政优益权。这个问题法院也并非都能界线分明地作出区分。在行政诉讼中，法院也通常遵循这一规则。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行政机关变更、解除协议的法规范依据主要是：（1）行政法律规范。

规范性文件在征收补偿、招商引资等行政协议中并不少见，有时还有可能成为订立行政协议的主要依据。《修订草案》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行政复议机关可能会带来不小挑战。

依据该判决，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协议效力认定的案件时，首先要根据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无效情形进行审查，此外，还要遵从相关民事法律规范对于合同效力认定的规定。如行政机关以行使行政优益权为由作出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决定，实质上就是不履行行政协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修订草案》针对单方行政行为也规定了一个行政复议撤销决定，因而复议机关在适用实体法规范时，可能会遇到《民法典》和《修订草案》竞合的情形，如显失公平的认定标准，即是适例。另外，因行政协议尚有合约性审查原则，这有可能与行政复议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原则不兼容。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废止了这一司法解释，但该司法解释对行政协议未能纳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如在行政诉讼中，行政协议的有效性问题是行政审判实践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人民法院对行政协议的有效性审查，是确定行政协议的履行和责任、监督行政机关行使单方变更、解除权等问题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能托起整个行政协议诉讼制度的基础性审查规则……。（2）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判断行政协议无效与否，在法规范层面上的依据有二：其一是行政法规范。

参见耿宝建、殷勤：《行政协议的判定与协议类行政案件的审理理念》，《法律适用》2018年第11期，第133页。在针对行政协议的行政复议中，因行政机关基于行政优益权作出的变更、解除决定是单方行政决定，也可以适用上述行政复议决定。

《修订草案》没有如《行政诉讼法》那样明确规定对被申请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33]若行政复议机关遇有《修订草案》第64、65条规定情形，则可作出确认行政协议无效的决定。

之所以承认在非行政优益权之下行政机关也有协议变更、解除权，主要原因是行政机关没有就行政协议履行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2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第67条。[3]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行申第146号行政裁定书。在行政协议复议中坚持适当性审查，一方面可以切实监督行政机关在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中公正行使行政职权，提升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结果的可接受性。就法与行政协议的约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法被写入行政协议条款，与约重合。《修订草案》否定了2017年国务院法制办的复函，而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而化解行政争议这一主导功能的确定，也正式明确了行政复议的行政司法属性：一方面解决争议的主导功能强调行政复议的准司法特征，需要通过机制设置满足行政复议居中裁断纠纷的三方行为要求。（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对新行政复议法的修订完善提出了明确要求。

行政内部控制相较外部监督具有低风险、低成本、高效率等明显优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行政机关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最理性选择。强化行政机关的首次判断权，还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司法压力、减轻群众诉累的积极效果。

实践中很多涉及羁束行政行为的行政争议并非完全不可调解，裁判机构可以通过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工作或者依法依规开展帮扶救助、利益置换等实现妥善解决，但这一做法在理论上存在障碍。在狠抓新行政复议法学习宣传贯彻的同时，还要加快制定出台相关配套制度，抓紧清理与行政复议相关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国特色行政复议制度体系，为行政复议主渠道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在发挥行政复议化解争议主导功能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监督是行政复议的基础功能，是行政复议的灵魂，离开有效的监督，救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也将成为一句空话。一方面着重强化并凸显了行政复议基于行政自制权的行政面向和监督功能，将行政复议监督范围更宽、审查强度更深、实质性化解争议能力更强等比较优势进一步放大，以实现将更多行政争议导入行政复议程序，并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实现有效化解。以2022年为例，全国审结的25.6万件行政复议案件中，直接纠错率为13.9%，调解结案率达14.3%，约70%的行政复议案件实现了定分止争，申请人对行政复议结果不服又去诉讼的比例同比下降3.8个百分点。（二）强化行政首次判断权完善行政复议范围和前置范围。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的重大改革举措，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行政复议领域的生动体现。确定行政复议范围和前置范围，需要综合考虑一国公民权利意识的强弱、行政权力的疆域、行政复议机关解决行政争议的能力以及行政法治背景等因素，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研究完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和前置范围制度设计时的主要考量因素。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治理的载体、方式和必备要件，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落实新行政复议法关于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要求，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强能动复议建设，确保新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各项制度落地落实，不断提升行政复议吸纳、化解行政争议的能力和水平。

行政司法属性的确定也对新行政复议法具体制度安排产生根本性影响，主要表现为兼顾行政性和司法性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在行政复议审理程序中嵌入部分司法元素，通过公开透明的审查机制以及相对独立集中的行政复议机构、专业化的办案人员队伍等补强行政复议中立性、公正性和公信力短板。表现为社会对秩序的保障和人们对权利和公正的最后诉求都只有也必然指向司法。

从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发展沿革看，体制管辖规则的变动与对行政复议性质的认识密切关联，主要体现在以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为被申请人的案件管辖的转变。化解争议的功能也因此成为新形势下行政复议的首要功能。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平衡与倾斜，直接影响行政复议的目的选择和审理构造，也对行政复议审理方式和决定形式等具有重要影响。此外，还要研究推动治理型行政复议机制建设，在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通过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和建议书、在行政复议工作中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开展以案释法等方式，反哺和推动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提升矛盾纠纷化解体系的整体效能。

与此同时，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民告官制度，体现了人民监督与行政监督的有机融合，是行政监督的重要方式，也是以党内监督为统领，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纠纷具有二元结构：既是利益之争也是规则之争。

要增强纠纷化解制度的预防性，深化诉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争议。但目前看距离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行政复议结案数量每年都略少于行政诉讼案件。

此外，增设行政复议意见书、建议书制度，以及约谈、通报批评等更具行政特色的制度运用，加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和共性问题的解决。一、行政复议法修订的时代背景与使命行政复议法是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是中国特色行政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